陳文華 李海金 政黨統領社會：新時代中國式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演化邏輯

黨的二十大報告系統回顧并總結了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鄉村社會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打贏脫貧攻堅戰，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目標。鄉村振興戰略全面實施，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序推進，鄉村社會逐步實現整體性和系統性重塑，鄉村治理效能不斷釋放，鄉村發展動力不斷增強。那么，中國共產黨在鄉村社會取得輝煌成就的秘訣何在？從政黨與社會關系看，中國共產黨是國家公權力的領導核心，同時也是社會的組織核心。作為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如何以其特殊的領導力、引領力、組織力和號召力實現對鄉村社會的整合與重塑；作為組織核心，中國共產黨何以成功推動鄉村社會的經濟發展、民生建設和基層治理，這構成了本文的核心議題。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進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持續整頓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有效實現黨的領導的堅強戰斗堡壘?！编l村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根基，始終堅持以黨建為引領，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高度重視基層治理工作。為深化農村綜合改革、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黨中央和國務院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秉h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健全社區管理和服務機制，推行網格化管理和服務，發揮群團組織、社會組織作用，發揮行業協會商會自律功能，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夯實基層社會治理基礎?！睆闹贫仍O計看，出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等一系列聚焦鄉村發展與鄉村治理的政策，為新時代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

關于中國共產黨的鄉村治理模式，學術界已有諸多研究成果。相關研究將政黨帶入鄉村社會治理場域，以“政黨—社會”或“國家—政黨—社會”為研究范式展開分析，聚焦政黨整合社會、政黨嵌入社會和政黨中心主義三個方面探討中國共產黨在鄉村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以及中國共產黨推進鄉村治理的實踐邏輯及治理趨向。一是政黨整合視野下的鄉村治理研究。政黨對鄉村社會整合研究源于“政黨下鄉”概念的提出，徐勇認為正是“政黨下鄉”將一個傳統的鄉紳社會，改造成為一個現代政黨領導和組織下的政治社會。在此基礎上，有關學者將中國共產黨的整合機制與鄉村治理實踐相結合，提出了“嵌入式整合”的概念?！罢h與鄉村社會憑借各自的比較優勢互為補充，形成了政黨力量有效整合社會，自治力量有效治理社會的‘嵌入式整合’模式?！倍鴱闹袊伯a黨鄉村治理百年歷史維度看，中國共產黨的整合機制“強化黨政關系和黨社關系，提升黨的政治整合、行政整合與社會整合能力，突破傳統科層制行政化的弊端，克服轉型期社會自組織孱弱的缺陷，成為新時代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著力點”。在新時代，“政黨整合社會實現黨建引領基層社區治理的過程，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基層社會的合法性建構、實現社會整合、重建基層社會秩序、打造新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的過程”?？傊?，政黨整合社會的觀點側重于突出政黨的主動性，以政黨整合機制詮釋當代中國鄉村治理模式。

二是政黨嵌入視野下鄉村治理研究。政黨對社會的領導不僅是通過整合機制得以實現，而且嵌入機制也是政黨與社會“能量交換”的渠道，嵌入機制在政黨主動性基礎上，更加關注鄉村性?！罢h嵌入治理是通過嚴密的組織體系，黨建引領治理的理念，以及區域化黨建、黨建聯建等制度安排，在將政黨嵌入社會（各單位、地域）的同時推動了對社會的有效治理?！痹卩l村振興背景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應以政黨權力嵌入農村基層治理體系，以農村基層黨組織為中心，汲取鄉村傳統治理模式中的優質資源，重塑治理主體，這是推動新時代鄉村治理的生成邏輯”。政黨嵌入社會被引入新時代鄉村治理研究后，學者們基于地方實踐對其概念和內涵進行了拓展和深化。如“嵌入式治理”“結構性嵌入”“多重嵌入”等概念，這一系列的概念和解釋框架是對地方性知識的提煉，表明政黨嵌入鄉村社會后更加注重鄉村性。

三是政黨中心主義視野下的鄉村治理研究。楊光斌基于俄國和中國經驗提出了“政黨中心主義”。郭定平在政黨中心主義的基礎上，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一種基于法治的政黨與國家相互嵌入以政黨為中心的國家治理新模式。政黨中心主義對中國歷史發展和政治形態的獨特性更具有解釋力。在鄉村治理場域，這一分析范式被廣泛運用于解釋中國鄉村社會治理豐富的經驗與事實?！啊h中心’的主線整合邏輯逐漸調整為以村級黨組織為中心的復合型主體結構，同時為治黨邏輯與治理邏輯互嵌中系統性政治整合路徑的形成鍛造了前提?！痹谶@一理論邏輯下，政黨引領鄉村治理是將政黨的意識形態和組織體系滲透到鄉村治理實踐中，關系著鄉村治理的方式、秩序和目標的實現，進而實現“鄉村再造”。此外，政黨中心主義將政黨這一關鍵因素帶入研究的中心位置，建構了“政黨—國家—社會”的分析范式。學者們也在這一范式下展開了對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路徑的探討，提出中國共產黨通過黨組織網絡，以嵌入式治理、吸納型政治、政黨統合治理等方式，實現了政黨治理引領基層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政黨中心主義的視野在政黨整合、政權嵌入的基礎上，關注到了政黨的治理功能。

以上三種研究取向基于政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從不同的關系樣態出發，對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的機制與路徑進行了深入的學理分析，為本研究提供了理論指導與思考啟發。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務界，都對豐富的中國實踐與中國經驗進行了學理性總結與政策性分析，闡釋了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中的困境與挑戰、實踐樣態及運行機制。但是，整合機制、嵌入機制與政黨中心主義分析框架，只關注中國共產黨在鄉村治理中的某種能力或機制，并未將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在鄉村治理中發揮的組織能力、整合能力、嵌入能力與治理能力等綜合性能力的大黨特質凸顯出來，也未對中國共產黨在鄉村治理中的整體性功能與系統性價值進行深入挖掘。與上述解釋不同，本文在堅持政黨中心主義的基礎上，把中國共產黨在鄉村治理中展現的綜合性能力作為整體來分析，即從整體性視角挖掘新時代十年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成功背后的因果機制。這不僅有助于回答在鄉村治理中如何將制度優勢轉化為基層治理效能的問題，也有助于把握新時代十年中國鄉村治理的規律。為此，本文基于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的十年輝煌成就，從整體性視角探討鄉村治理取得歷史性成就的實踐邏輯與治理機制，提煉出具有時代性特征的中國治理邏輯與治理模式。

黨的二十大報告總結了新時代十年對黨和人民事業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三件大事，其中一件大事是“完成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出了限期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目標，2020年底如期完成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2013—2020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9899萬人，年均減貧1237萬人，貧困發生率年均下降1.3個百分點”。實現了“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脫貧攻堅的全面勝利，不僅改變了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面貌，而且在脫貧攻堅中形成的駐村工作機制、黨建扶貧模式、群眾參與與激勵機制等深刻影響和改變了鄉村治理的體制機制。

1.黨建扶貧模式與鄉村資源整合。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農村黨支部在農村各項工作中居于領導核心地位。我們常講，“村看村、戶看戶、農民看支部”，“給錢給物，還要建個好支部”。在脫貧攻堅中，黨建扶貧模式成為農村基層黨組織在精準扶貧和鄉村治理中的有力抓手，在鄉村治理中發揮著核心作用?！耙渣h建促脫貧在貧困治理和村莊社會治理中發揮作用的機理，在于以服務型黨組織建設與貧困治理，社會治理嵌構一體，使黨建扶貧在其中發揮主心骨作用?！痹谪毨е卫砼c社會治理的關系上，一方面，黨建扶貧有助于通過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動員能力、整合能力與組織能力實現扶貧資源的銜接、整合與配置。以黨建引領的扶貧模式形成了黨組織與產業、黨組織與合作社、黨組織與貧困戶等“黨建+”實踐樣態。另一方面，在貧困治理中黨建扶貧也進一步提升了黨組織的領導力。據統計，黨的十八大以來，整頓了3萬個貧困村軟弱渙散黨組織，調整了2.3萬名不勝任不盡職的貧困村黨組織書記。黨建扶貧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與整合力延伸到鄉村社會，形成了政黨主導的扶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樹立了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鄉村權威，為新時代的鄉村治理提供了組織保障。從這個角度看，黨建扶貧扭轉了一度出現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被邊緣化的趨勢，重新校準了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領導性地位。

2.駐村工作隊嵌入與行政力量下沉。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但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出現人力資源外流、集體經濟組織式微、鄉村自治能力弱化的趨向。此外，鄉村資源有限與鄉村自治乏力成為脫貧地區發展的制約因素。中國共產黨具有豐富的農村工作經驗，派駐工作隊是其開展農村工作的傳統，也是農村動員的有效機制。脫貧攻堅期間，駐村工作機制以嵌入式的扶貧模式，介入精準扶貧實踐中，為鄉村社會注入外部力量?！榜v村幫扶工作隊隊員是‘具身的國家’，可以促進國家與社會間的‘互見’，使國家的在場變得更為能動?！睆?013年開始，國家向貧困村選派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到2015年，實現了每個貧困村都有駐村工作隊，每戶貧困戶都有幫扶責任人。截至2021年2月，“全國累計選派25.5萬個駐村工作隊、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作為代表國家力量的駐村工作隊，不僅為鄉村社會帶來了項目、資金與技術等資源，同時也為鄉村社會注入了活力與動力，有效破解了基層組織的軟弱渙散、治理能力弱化不足的問題。除外部力量駐村幫扶以外，以干部包村的形式將鄉鎮干部納入駐村幫扶隊伍，實現了內部力量的轉換?！耙驗檫@些鄉鎮干部原本在鄉鎮工作，而且扶貧也是他們工作的重點，將他們納入駐村幫扶的系統中并沒有改變他們原有的工作方式?！瘪v村工作隊與干部包村行政力量下沉、資源下鄉，將以政黨為代表的國家權力向村莊的延伸，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科層體系單向治理的弱點。同時，通過組織動員，將農民納入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是對村民自治制度的有益補充。

3.鄉村基礎設施改善與自治內生動力激發。

鄉村基層治理資源既包括治理主體資源，又包括經濟資源和社會網絡資源。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鄉村治理資源向城市流動，導致鄉村治理資源匱乏，基礎設施滯后，鄉村治理式微。脫貧攻堅全面勝利的重要效應之一是脫貧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得以改善。截至2021年6月，“國家貧困縣中，通硬化路的行政村比重99.6%；通動力電的行政村比重99.3%；通信信號覆蓋的行政村比重99.9%；通寬帶互聯網的行政村比重99.6%；廣播電視信號覆蓋的行政村比重99.9%；有村級綜合服務設施的行政村比重99.0%；有電子商務配送站點的行政村比重62.7%”。脫貧地區基礎設施的改善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更多市場主體參與脫貧事業，推動農村產業化?！爸袊慕涷烇@示了農村工業和中小城鎮的發展在減貧中的突出作用。農村工業和中小城鎮的增長在資本、原材料和勞動力等方面與農業相互鏈接，形成了一個有利于窮人的經濟產業鏈條?！蓖瑫r，這也吸引了在外人員返鄉創業就業，外部資源向鄉村流動，促進了城鄉要素的雙向流動。對于村莊集體經濟而言，脫貧攻堅中，國家通過資源密集下鄉，為鄉村社會注入了人力、財力、物力，“脫貧攻堅之初，很多貧困村幾乎沒有集體經濟收入，到2020年底全國貧困村的村均集體經濟收入超過12萬元”。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與壯大，激活了鄉村治理的內生性資源，提升了村級組織的自我保障與服務群眾能力，推動了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此外，脫貧攻堅從貧困識別到脫貧評估，村民參與成為其中重要一環，打通了決策者與扶貧對象之間的隔閡，保障了村民參與決策的話語權，村民主體性意識不斷增強，激發了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動力。

“中國的貧困治理模式成功地將執政黨的政治領導力轉換為一種現代化的國家治理能力，將貧困人口的個人福利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發揮了中央權威的理性化優勢，激發了地方政府與社會協同治理的活力?！敝袊伯a黨不僅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而且將貧困治理中形成的治理機制不斷拓展。如脫貧攻堅中五級書記抓扶貧責任機制、駐村工作機制被承接運用到鄉村振興中；“精準”治理理念貫穿于基層治理現代化與疫情防控的過程之中。

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這指明了鄉村發展、鄉村治理和鄉村建設的道路，也對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了新要求。自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黨建引領、三治融合與城鄉融合發展提升了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與引領力，激發了鄉村治理的活力與動力。

1.黨建引領與治理轉型。

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穩定，亨廷頓曾指出，“處于現代化之中的政治體系，其穩定取決于其政黨的力量”。立足于中國的治理境況和脈絡，“政黨主導型現代國家建設的最大制度優勢，就在于實現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獨特優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之間的有機結合”，而中國共產黨作為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對現代國家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特別是在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引領作用。農村基層黨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的末梢，以黨建引領鄉村治理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治國理政和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由于鄉村精英人才流失，集體經濟發展薄弱，同時農村基層黨建“脫嵌”于鄉村社會，致使鄉村治理面臨諸多挑戰?！吨泄仓醒雵鴦赵宏P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提出，“積極推行村（社區）黨組織書記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居）民委員會主任、村（社區）‘兩委’班子成員交叉任職”。村黨支部書記與村委會主任“一肩挑”政策，有助于提升村黨組織的權威，擴大黨的組織覆蓋與工作覆蓋。從政黨與社會的關系看，村黨支部書記與村委會主任“一肩挑”是將黨組織嵌入鄉村社會治理過程之中，一方面彰顯了黨建引領的政治組織力、領導力，另一方面凸顯了政黨對鄉村社會治理的屬性，進而構建黨組織與鄉村社會互嵌的交互機制。在實踐層面上，融合黨建、聯村黨建與區域化黨建等模式突破了傳統的鄉村治理的基本單元，實現了融合發展、組團發展，提升了鄉村發展能力和治理效能。以農村基層黨組織為代表的政黨力量，將引領機制、組織機制和整合機制等多重綜合性機制運用于鄉村治理場域，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鄉村治理的行政化、科層化的缺陷，推動了鄉村行政化治理向政黨治理的轉型，促進了鄉村組織的振興。

2.三治融合與多元共治。

“我國農村治理危機的實質，是在農村社會結構深刻轉型及農村體制急劇變遷背景下，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全面衰落?！彪S著現代社會的轉型與變遷，鄉村治理需要不斷改進與調適。在新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明確指出：“健全黨組織領導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鄉村社會?！痹卩l村治理實踐中，自治是鄉村社會民主政治的實現形式，為鄉村治理提供了空間。法治是調解鄉村社會關系的基本方式，是推進鄉村治理法治化和治理現代化的現實需要。德治是傳統鄉村社會的治理手段，道德的約束性與傳統權威的規制性是現代鄉村治理的內在需求。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應有之義，“更重要的是要不斷創新鄉村治理的機制和體制，構建起自治、法治和德治三者之間對話機制，實現三者之間的有效銜接，將這一治理理念真正融入鄉村治理實踐中”。以“三治融合”為核心的新時代“楓橋經驗”“桐鄉經驗”是鄉村治理的創新實踐與探索，有效地回應了鄉村治理的新挑戰與新變化，推動鄉村社會邁向善治。此外，“三治融合”在治理主體上從一元主體走向多元主體。當前鄉村社會內部已形成基層黨組織、村民委員會、鄉村社會組織、農民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架構，然而受制于多元主體錯綜復雜的關系，鄉村治理未能實現高效運轉的目標。在“三治融合”的實踐機制中，鄉村社會逐漸形成了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拓展了政黨主導下鄉村治理體系重構的實踐路徑。

3.城鄉融合發展與共同富裕。

從城鄉關系看，鄉村治理受城鎮化發展的制度性、結構性約束，讓城與鄉的關系長期處于失衡的狀態，城鄉之間的發展不平衡成為最大的不平衡。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高度重視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了“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構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秉h的二十大報告再次明確“堅持城鄉融合發展”。脫貧攻堅以來，在國家“資源下鄉”“項目下鄉”背景下，貧困地區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極大改善，推動了公共資源的配置均衡化?！班l村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戰略相輔相成，鄉村振興應致力于創建城鄉融合體制機制?！背青l融合發展機制推動城鄉之間資源要素的雙向流動，吸引市場主體、社會組織等參與鄉村振興，推動了城鄉一體化發展，最終邁向共同富裕。對于鄉村社會內部而言，外部力量的介入豐富了鄉村治理資源，改變了鄉村治理結構。同時，為鄉村發展提供了平臺與載體，激發了村民與鄉村自我發展的能力，促進了鄉村社會關系的融洽。從政黨與社會關系看，政黨力量賦予鄉村社會治理資源與要素，縮小了城鄉差距，激活了鄉村社會的活力，推動了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構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辈煌谖鞣絿?，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在現代化國家建設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既擔負領導使命又履行執政職責，是集‘領導’‘執政’于一身的政黨”。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以執政黨的身份，通過合法的組織和有效的治理完成對社會的政治整合、資源整合。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是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全面主導并參與國家政權建設與國家運轉的每個環節。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權建設與社會治理中占據特殊性、主導性地位，尤其是在鄉村治理場域中，中國共產黨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黨的十八大之后，面對鄉村社會治理主體多元、治理內容多樣、治理情景復雜等新的治理圖景，中國共產黨以強大的領導能力、服務能力、治理能力、統合能力實現對鄉村社會的政治引領、組織嵌入、利益整合和價值塑造，提升了鄉村治理效能，推動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鄉村社會從“管理民主”邁向“治理有效”?；凇罢h—國家—社會”的關系范式和鄉村治理的實踐機制，從整體性視角出發，將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成功經驗與政黨—社會互動機制概括為“政黨統領社會”?！罢h統領社會”既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在鄉村治理中的引領機制、組織機制與吸納機制，又呈現出了中國共產黨在鄉村治理全過程中的嵌入機制與統合機制。這一模式不僅是從實際出發對中國共產黨基層治理現代化模式與路徑的提煉，而且具有理論、歷史和實踐的三重邏輯。

政黨統領社會模式具有深刻的理論意蘊，對于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鄉村治理演化邏輯必須深入中國共產黨特質中去把握。中國共產黨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所謂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是指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知與把握為前提，以人民至上為價值宗旨，以實現自身民族、國家的解放或發展為自覺使命，以推進世界大同、實現共產主義、實現每一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最終使命，具有強烈的歷史主體意識與舍我其誰的責任擔當情懷的一種政黨類型”。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百年奮斗歷程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肩負不同的歷史使命，但始終將“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作為價值旨歸，并將其貫穿于治國理政之中，彰顯了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的典型特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十年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贏脫貧攻堅戰、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鄉村社會十年偉大變革是中國共產黨初心使命在鄉村治理場域的生動呈現。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作為使命型政黨，中國共產黨承擔領導與整合、引領與服務的多重角色，在鄉村治理中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肩負組織群眾、服務群眾、凝聚群眾，不斷提升基層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的重任。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這一顯著標志決定了中國共產黨以歷史責任的主動和使命擔當的情懷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鄉村治理中以特殊的領導力、統合力，推動鄉村社會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治理格局。

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看，政黨統領社會模式具有深厚的歷史根基。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領導權的問題，尤其是對農民階級的領導，突出表現為對鄉村領導與鄉村治理的重視。馬克思、恩格斯曾提到“應當首先從城市走向農村，應當成為農村中的一股力量”。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鄉村治理實踐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不僅組織與動員了鄉村革命力量，而且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黨的學說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提出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毛澤東曾指出：“社會組織是普遍地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系，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情形下，‘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彼€指示在湘贛邊界創建第一個農村基層黨組織，實現了黨組織對廣大農村地區的覆蓋。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建立讓中國共產黨深深地扎根于基層，建立起穩固的執政根基。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以“政社合一”的管理體制實現了對鄉村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管理。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政社分開”后鄉村社會形成“鄉政村治”的治理體制，村民自治逐步建立并完善，鄉村治理走向規范化、制度化。但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與延續，讓鄉村治理難掩衰落之勢。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鄉村社會的發展與治理作出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伴隨著資源下鄉、政策下鄉和組織力量下沉，鄉村治理機制與治理格局發生轉變。這一時期政黨治理是鄉村治理的最大特征，黨的引領能力與統合能力不僅體現在頂層制度設計上，更是貫穿于鄉村治理實踐與治理機制之中，推動鄉村社會由國家治理向政黨治理的轉型?；谥袊伯a黨鄉村治理的歷史脈絡和黨的引領能力與統合能力的實踐與成效，政黨統領社會的模式闡釋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統領鄉村治理的實踐機制與演化規律。

政黨統領社會模式源于中國共產黨應對鄉村治理困境與挑戰的實踐經驗。作為馬克思主義使命型與治理型政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始終堅守初心使命，將人民至上作為價值追求。百年歷程中，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鄉村治理圖景下，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為中心的治理取向，以不同策略推動鄉村治理工作。新時代十年，鄉村社會呈現出新的治理格局，面臨新的治理困境與挑戰。具體而言，從治理結構看，在鄉村社會行政邏輯與治理邏輯之間存在張力。受壓力型體制、目標管理責任制的影響，基層政府為提升行政效率，往往出現以行政代替自治，村莊自治功能被消解的現象?？茖又圃谑灌l村治理規范化的同時，也帶來了副作用，使得農村基層黨組織與村民自治組織在鄉村治理產生了結構性矛盾，即行政邏輯與治理邏輯相互消解。從治理主體看，多元共治是鄉村社會邁向治理現代化的要義。當前鄉村社會形成了多元主體格局，但在新發展格局、新治理理念下，如何保障農民參與的主體地位，促進不同主體之間協同參與、融合互動，進而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成為鄉村治理有效的現實抉擇。從治理資源看，一方面受體制性和結構性因素的影響，鄉村社會的人力資源不斷外流，鄉村內生型治理資源匱乏。另一方面國家各類資源密集下鄉，但是鄉村社會內部資源匱乏與組織力量薄弱，難以有效承接國家資源，容易發生資源偏移與資源錯位的現象。從治理方式看，鄉村社會自治主體的缺位、法治的遲滯、德治的缺失，讓自治、法治、德治在基層社會治理體系中難以有機融合，推動鄉村善治。此外，數字技術等現代化治理手段難以契合鄉村治理的現實需求。

鄉村治理在結構、主體、資源和方式上面臨的現實性困境必然需要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作出回應與調適，發揮政黨引領功能與治理功能，以實現對鄉村治理空間的嵌入、整合和滲透。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實踐場域，中國共產黨以強大的領導力與組織力實現了國家善治?！跋毨У木扌蜕鐣こ绦枰薮蟮暮涂沙掷m的國家善治能力。這種能力需要一種具有總體性的力量加以統領，并形成有明確目標的體制和運行機制加以保障。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中國共產黨便是這一總體性力量?！?/span>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總目標下，鄉村治理納入國家整體的治理框架中，開啟了鄉村治理的新時代。政黨統領社會是基于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的生動實踐與偉大成就，凝練出的具有時代化的治理模式。不同于西方政黨，中國共產黨不是部分利益的代表者，而是以整體性社會為執政基礎，并發揮全面統領的作用，這種定位要求政黨成為統領者而非僅僅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聯結中介。不同于既有的政黨整合社會、政黨組織社會、政黨創制社會、政黨激活社會的分析模式，政黨統領社會并非側重于政黨對社會的某一種特定的作用機制分析，而是從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鄉村實踐場域出發，展現政黨的綜合性治理能力與實踐機制。政黨統領社會模式的生成源于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特質的理論邏輯、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傳統的歷史邏輯以及中國共產黨應對鄉村治理困境的現實邏輯。因此，這一模式是中國共產黨統領鄉村治理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與現實邏輯的統一，對中國共產黨破解鄉村治理困局中表現出的強大的領導能力與整體性統合能力具有更強的解釋力與說服力。

對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治理鄉村社會形成的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進行整體性考察，我們會發現中國共產黨在鄉村治理過程中以領導能力為根本，同時以服務能力、組織能力、整合能力、動員能力等一體的綜合性治理能力為支撐，以此實現對鄉村社會的統領，進而推動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此外，政黨統領社會模式及其運行機制貫穿于鄉村治理的全過程，它不僅體現在中國共產黨對鄉村社會的領導層面，更重要的是，將統領能力嵌入鄉村治理過程與治理機制中。對新時代十年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的輝煌成就的實踐機制分析，我們會發現其成功得益于執政黨在鄉村治理的實踐中形成的統領性機制與內在邏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的邏輯不同于以往，不僅突出政黨力量“在場”，更要求政黨力量發揮引領性、整合性與治理性功能，破解國家治理與鄉村自治的“二元疏離”，推動國家與鄉村互動與協同。在鄉村社會實踐中，執政黨不僅實現了政治性整合，同時也實現了對鄉村社會的社會性整合，以此推動國家與社會的合二為一，實現鄉村社會的高質量發展。政黨統領社會在未來關注政治性整合的同時，需更加注重對社會的社會性整合，以此更好地統領社會，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以中國式現代化為指引，中國共產黨統領鄉村社會開創中國式鄉村現代化道路。但值得注意的是，政黨統領社會模式并未忽略鄉村社會的自主性和能動性，也并未忽略正式制度的非正式治理，而是在尊重鄉土性的運行邏輯基礎上，對鄉村社會自主空間發展遭遇困境的一種回應性調適，以政黨為統領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樣化的鄉村社會對基層治理體系的沖擊與挑戰。